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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有为海外流亡16年为何能住豪华酒店吃大餐-【xinwen】

发布时间:2021-10-12 09:55:56 阅读: 来源:计量泵厂家

1898年9月21日,戊戌变法失败,维新派领袖 躲避追捕逃出北京城,自此开始了他长达16年的海外流亡生涯。

16年间, 效「耐苦不死之神农遍尝百草」,四渡太平洋,九涉大西洋,八经印度洋,泛舟北冰洋七日,先后游历英、法、意、日、美、加拿大、墨西哥、新加坡、印度、越南、缅甸、巴西、埃及等42个国家和地区。在当时,没有哪个中国人能像他这样足迹遍布全球。他开公司、办实业、做股票、炒地产……经营的生意五花八门,为的只是筹措经费,「保救大清皇帝」,实现他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。

然而,时代在悄悄改变。历史的量变,积累到了发生质变的临界点上。那已是辛亥革命前夜。

十一死中求一生

1898年9月21日(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),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,囚禁了光绪皇帝,宣布重新垂帘听政。至此,刚刚实行了103天的维新变法仓皇落幕。

在囚禁光绪皇帝的同时,慈禧调集三千兵马,关闭京师九门,停运京津铁路,发誓要把维新派一网打尽。其中最让她恨之入骨的就是始作俑者—— 。可是,当步军统领崇礼率兵踢破康有为的寓所南海会馆大门时,却不见了他的踪影。

其实几天前,康有为早已悄悄离开了北京。这并非康有为有什么神机妙算,而是得益于光绪皇帝的一纸诏书。

戊戌政变发生的前四天,身为工部主事的康有为接到光绪的上谕:

工部主事康有为,前命其督办官报局,此时闻尚未出京,实甚诧异……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,任职不为不重,现筹有的款,著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,毋得迁延观望。

光绪皇帝的上谕看似寻常,其实别有深意。当时康有为只是一个区区六品官,皇帝下发明诏,说的又是出京办报这样芝麻绿豆大的事。明眼人一看便知,身陷政治漩涡中的光绪皇帝已感到形势紧急,宫闱之变恐怕就在眼前了。为了保存维新力量,他不得不有违常理,发明诏催康有为出京。

果然,次日一早,军机章京林旭便拿着光绪皇帝的「衣带诏」来见康有为。密诏中写道:

朕今命汝督办官报,实有不得已之苦衷,非楮墨所能罄也。汝可迅速外出,不可延迟。汝一片忠爱热肠,朕所深悉。其爱惜身体,善自调摄,将来更效驱使,共建大业,朕有厚望焉。

虽然自始至终光绪皇帝只召见过康有为一次,但对他的倚重之情跃然纸上。康有为读罢「衣带诏」伏地大哭,当晚便离开了北京。

当荣禄带着大队人马风风火火追到塘沽码头时,康有为已经乘「重庆号」起航了。康有为不知,此时慈禧太后的缉拿令已一路从北京追到天津、烟台,直至上海。在塘沽码头,荣禄派航速比「重庆号」快一倍的快艇「飞鹰号」出海追赶,但「飞鹰号」起航仓促,追至中途便因燃料不足,无功而返。

密令发至烟台,恰好手握电文密码的道台不在衙门里。等道台回来,「重庆号」早已从烟台出发了。而茫然不知的康有为竟还优哉游哉地在烟台海滩捡了一袋彩石,买了6篓烟台苹果。不过,上海的情形就没那么乐观了。政变当天,缉拿密电便传到了上海道蔡钧手中。蔡钧买了许多康有为的照片,发给捕快,只等著「重庆号」一靠岸,就上船抓人。

可「重庆号」是一艘英国客轮。为保险起见,蔡钧决定照会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白利南,请求英方配合缉拿钦犯。可没想到,白利南却以涉及外交主权为由,一口回绝了。其实,白利南早就收到康有为的朋友、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电报,请他无论如何要保护这位中国维新变法的领袖。白利南一边拒绝上海道的照会,一边秘密派出通晓中文的手下濮兰德乘快艇到海上营救康有为。当濮兰德拿着照片找到康有为时,他尚不知已危在旦夕,正在与一名浙江贡生高谈阔论呢!

自以为布下天罗地网的蔡钧扑了个空。康有为却在英国人的保护下,顺利逃到了香港。

后来,康有为在回忆这段逃亡经历时,曾将其总结为「十一死里逃生」:

吾先到上海办报,则上海掩捕立死。皇上无明诏、密诏之敦促,迟迟出京必死。荣禄早发一日,无论在京在途必死。无黄仲韬之告,出天津必死。从仲韬之言,出烟台亦必死。搭招商局之少晏船,英人欲救无从必死。是日无重庆之轮开或稍迟数时行,追及必死。飞鹰快船不因煤乏还,必死。莱青道非因有事往胶州,则在烟台,必死。上海道不托英人搜,则英领事不知,无从救必死。英人不救亦必死。凡此十一死,得救其一二,亦无所济,而曲线奇巧?曲曲生之,留吾身以有待其兹,中国不亡,大道未绝耶?

死里逃生的康有为,从此开始了他的海外流亡生活。

「保救大清皇帝公司」

1899年4月中旬,康有为一行到达加拿大域多利(今维多利亚)。故国已远,流离有日,但码头上只有一名当地华人前来迎接等候,康有为不禁大失所望。

逃出中国后,康有为本想到英国避难,但英政府却不想招惹他这个是非之人。无奈之下,康有为转而求助于日本。可刚在日本住了半年,支持中国维新的大隗重信内阁又倒台了。新上任的山县内阁认为康有为在日非但无用,反而会妨碍对华外交,不久便对他下了逐客令。

带着不多的门人弟子,康有为经过了半年的颠沛流离和20天的海上飘流,已汲汲如丧家之犬。

可没想到,这名迎候的华侨一通电话,一下子招来数百华人。原来,当地华人组织早知道康有为要来加拿大,但由于通讯不便,不知道船具体哪天到港。为了不错过迎接康圣人,他们专门派了一人在港口死等。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华侨,前呼后拥地把康有为迎到中华会馆。此时,会馆中已聚集了上千人。

流离多日后在几千里外的加拿大受到同胞如此礼遇,康有为的激动之情难于言表。在《游域多利、温哥华二埠记》中他描述道:

(华侨)咸言沦落海外、不能齿列国之齐民,西望宗国,睊睊忧悲。故闻维新而蹈跃大喜,闻政变而忧愤交作,闻吾被逮而忧念惴惴……咸虑无国可归,无家可归,其情至可悲也。

漂泊海外的华人身处异乡,因为祖国衰微而受尽了洋人的歧视。他们是最希望祖国变法自强的华人群体,对于康有为也就愈加热情。康有为抓住这个大好机会,刚刚登上加拿大的领土,就开始宣传自己变法维新的思想。

从文献记载中看,不得不承认康有为是一位极具魅力的演说家。

他先是说到光绪皇帝被困瀛台的窘境:「(皇上)所(索)鸡粥而不得,珍妃冬月单衣。」华侨们听后都唏嘘流泪。说到西太后迫害变法时,他说:「三十年来之积弱,我四百兆同胞兄弟之涂炭,皆由西后一人不愿变法之故。」华侨们听后无不切齿痛恨。而说到未来前途时,他说:「外之合海外五百万人为一人,内之合四万万人为一人,其孰能凌之?」华侨们又感到无比振奋。

在当时,即便是漂泊海外、见识过西方民主政治的华侨,也摆脱不了忠君的思想。他们无法想像一个没有皇帝的中国。而康有为正迎合了这一思想。保华侨先要保中国,保中国一定要救皇上。康有为把远在海外的华侨与瀛台中受困的光绪皇帝,紧紧联系起来。

演说最后,康有为起立高呼:「愿齐心发愤救中国否?愿者拍手。」与会数千人无不应声鼓掌。他又问:「大众愿齐心发愤,救我皇上否?」听众中又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会场上的气氛被推至顶点。面对这热血沸腾、万众一心的场面,就连在场的外国人也忍不住鼓起掌来。

在加拿大,康有为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追捧。此时,他感到应该建立一个组织把华侨们团结起来。

1899年7月20日,康有为联合加拿大华侨领袖李福基、冯秀石等人,携手创立了「保皇会」。

康有为之女康同璧后来回忆,「保皇会」的定名颇费周折。起初他们想为这个组织取名为保商会,因「华侨十九皆商,保商即保侨」。但有人说:「保皇乃可保国。」于是定名为「保皇会」。而保皇会的全称令人忍俊不禁——「保救大清皇帝公司」。既然叫「公司」,就说明它不单是一个政治组织,还是一个经济组织。在「保皇会条例」中明文规定,凡入会者须缴会费2元,作宣传、通讯、办报之资,并集资开矿、兴办工商。

随后,康有为派遣门人弟子分赴美国、墨西哥、南美洲、澳洲、东南亚,甚至南非,共建立总会11个、分会103个,会员多达百万之巨。保皇会总局设在香港、澳门,康有为任正总会长,梁启超、徐勤任副总会长。可以说,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保皇会。

海外华人们参与保皇会的热情颇为高涨。梁启超曾在文章中这样描述:

自己亥年此会设立以来,至今蒸蒸日上,温哥华入会者十而六七,域多利则殆过半,纽威士绵士打几无一人不入会者。会中章程整齐,每来复日必演说,每岁三埠合同大叙集一次。近集数万金建总会所于温哥华,俨然一小政府之雏形也。

对于「保皇公司」如何运作,康有为有着详细的计画。在一次演说中他对听众说:

若海外五百万人,扯算计之,每人能以烟酒之余,人捐美洲银五圆,合中国银十圆,则有五千万矣。先开银行,印银纸行之,可得一万万零二千五百万矣。以三千万办轮船,以三千万办铁路,以三千万开矿,以五百万办杂业。他日矿路轮船有股份者分利无穷。以三千万办一切救国事,以养才能之士、忠义之人,立国体以行之,则中国立可救矣。

同时,康有为还许诺:「苟救得皇上复位,公司中帝党诸臣,必将出力捐款之人,奏请照军功例,破格优奖。」「凡救驾有功者,布衣可至将相。」

对当时的海外中国人来说,康有为的承诺有极大的吸引力。许多经商成功的华人富商一方面基于爱国心,一方面也基于渴望成为开国元勋的投机心理,往往对康有为一掷千金。而那些靠卖苦力艰难度日的劳工华侨,也希望能通过投资康有为的「保皇公司」,获得红利。

当时,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也在海外华人中活动,但革命思想显然不如保皇主张在华人中有市场,兴中会的力量明显逊于保皇会。据说就连孙中山的哥哥孙眉都曾向保皇会捐过款。

1903年,康有为又发起成立了名为中国商务公司的股份制公司,总局设在香港,在广州、上海、横滨、旧金山都设有分局,并先后开办了十余家企业。

不过,康有为本人并没有投入到具体的商务操作中,而是漂洋海上,开始了他绕地球3周的环球之旅。

16年绕地球3周

1913年12月,当康有为结束了16年的海外生涯回国时,曾请好友吴昌硕刻了一枚印章,上书「维新百日,出亡十六年,三周大地,游遍四洲,经三十一国,行六十万里。」

这枚印章生动地反映了康有为十几年间周游世界的经历。

戊戌变法时,康有为虽然主张学习西方,但他从未出过国,也不懂洋文,对西方的认识全都从国人的翻译作品中来,不免存在诸多误读和想像。流亡海外,正好为康有为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、观察世界的机会。

在16年间,康有为曾四渡太平洋,九涉大西洋,八经印度洋,泛舟北冰洋七日;先后到过英、法、意、日、美、加拿大、墨西哥、新加坡、印度、越南、缅甸、巴西、埃及等42个国家和地区。其中,许多国家他都多次出入。在当时,没有哪个中国人能像康有为这样,足迹遍布全球。

1908年6月22日(阴历五月二十四)半夜11时,康有为在女儿康同璧的陪同下登上了北冰洋那岌岛。夜半时分,太阳本已呈下沉之势,但忽又重升。见到这样的奇景,康老夫子写下了《携同璧游挪威北冰洋那岌岛颠,夜半观日将下没而忽升》一诗,并在序中记下了所见奇景。

「时五月二十四日,夜半十一时,泊舟登山,十二时至顶,如日正午。顶有亭,饮三边酒,视日稍低如暮,旋即上升,实不夜也,光景奇绝。」

通过这段序言,曾赴北极考察的极地专家高登义教授相信,康有为是第一个探险北极的中国人。「康有为到北极看到的午夜太阳如正午的现象,就是极地特有的极昼现象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,是很难描述出来的。」

高登义告诉记者,康有为到过的那岌岛位于北极斯瓦尔巴德群岛中。斯瓦尔巴德群岛位于北纬74度至81度间,在北极圈内。

诗中,康有为颇有感触地写下了「仰观诸天阅劫余,壮观山海荡目眦」的句子,并在诗中怆然兴叹:「寄此怀抱何区区」。

康有为周游世界当然不是旅游观光。他在《欧洲十一国游记序》中把自己比做「耐苦不死之神农」,游历世界是为了「遍尝百草」,寻找能够医治中国的「神方大药」。

康有为所到之处,特别关注当地的政治制度、国计民生和风俗文化,并细心地把所见、所闻、所思详细记录下来。这些游记,至今读来仍使人感到兴味盎然。

1904年6月,康有为来到英国伦敦。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来伦敦了。1899年5月,他曾经到伦敦游说,希望能得到英国的支持,推翻慈禧太后政权。当时,他联络了英国进步党党首、前海军大臣柏丽斯科子爵,但由于进步党在议会中席位较少,出兵中国的议案以14票之差被否决了。事儿没办成,康有为也没心思在伦敦游览,急匆匆地坐船去了加拿大。事隔5年,康有为再次来到伦敦。这次他才有心情慢慢地品味这座城市。

英国是老牌的君主立宪制国家,康有为一直以英国为师,来到英国当然要参观一下议会。6月23日,康有为游览了英国议院。议院位于泰晤士河畔,有600年历史,室内呈长方形,左右分别设著四行长桌,议长戴着假发端坐中央。

康有为到达时,正赶上议员阿尔兰因为邮政的问题慷慨陈词,质询政府官员。作为首相的巴科也不示弱,面对责难,频频起立应辩。这种场面让康有为看了不禁眼界大开 。

第二天,康有为拜会了英国商务大臣。谈话中,康有为说,他想学习英法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,在中国实行变法。听罢康的话,商务大臣发表了一段今天看来仍可称为真知灼见的议论。他说:「各国有各国的教化、风俗和历史传统,决不能照搬他国的政治。我们英国的政治体制是千百年来自然积累形成的,不是效仿得来,而且也绝不可能通过效仿而来。病症不同,一种药方是不能包治百病的。」闻听此言,康有为受益匪浅。他在游记中感慨道:「今之妄变法而专媚欧美者不可不思此言。」

康有为与英国大臣相谈甚欢,但随后与意外邂逅的日本驻英大使林董男爵的一席谈话却很不愉快。

林董在家宴请康有为父女,饭后他笑着对康有为说:「俄国大使巴兰德老早就告诉我,如果有求于中国,绝对不能好言好语地跟他们沟通。好说他们不理你,一定要盛气凌人,必要时还要拍桌子以出兵相威胁。这样他们就害怕听从了。后来,德国大使也对我说:俄国大使经常说中国人怯懦,应该对他们厉害点。起初,我不信。有一次试了一下。在外务部拍桌子吓唬他们要调军舰,那些开始不理我好言好语的中国大臣,都诚惶诚恐地唯命是从了。这下我才知道俄国大使说的有道理。后来,这个笑话在各国使臣中辗转流传,都说这办法试过管用。今天你不当官了,我才敢跟你说这个笑话。」

各国使臣把中国大臣玩弄于股掌之间,便如逗弄小孩一般,而中国官员竟懦弱昏聩至此。康有为听后,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。

在西方的所见所闻,一直刺激著康有为。他总结,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,「重都府、通道路、速邮传、立银行」是四大法宝,而中国的顽固派却「终日仰屋呼贫」,宁可「鬻官开赌」,也不愿意兴办实业。

游历中,康有为也看到了书本上看不到的一面。1904年他来到义大利城市那不勒斯。绕过那不勒斯宏伟的旅馆和车站,康有为看到了肮脏泥泞的道路和低矮的贫民窟,草皮、马粪堆积如山,衣不遮体的妇人沿街乞讨。几十名行乞的孩子跟在车后哀求讨钱,一直追出一里多路,直到车伕向他们挥舞鞭子,才散去。他曾这样感慨道:

未游欧洲者,想其地若皆琼楼玉宇,视其人若皆神仙才贤;岂知其垢秽不治,诈盗遍野若此哉!故谓百闻不如一见也。吾昔尝游欧美至英伦,已觉所见远不若平时读书时之梦想神游,为之失望。

而最令他锥心刺痛的,则是在巴黎博物馆中看到的一幕。1905年8月,康有为在巴黎一博物院中看到,从中国大内抢来的奇珍异宝摆满了几个陈列架。其中,乾隆皇帝的玉玺就有好几个,玉瓶、玉山、玉盘、玉磬、玉罗汉……更数不胜数。

这些都是庚子之变时,法国人从紫禁城中抢来的。康有为感慨,当年中国强盛时,德国人汤若望、比利时人南怀仁都来中国供职,荷兰的使者还把量天尺等天文仪器送给中国。而今,清廷昏庸,国力衰弱,竟至于连大内珍宝和皇帝的玉玺也保不住。

除了了解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,康有为也参观了许多自然和人文景观。许多游记至今仍是非常宝贵的资料。

众所周知,水晶宫是1851年英国为举办第一届世博会而建造的主会场。它通体由玻璃搭建而成,晶莹剔透,堪称一大建筑奇观。可遗憾的是,1936年一把大火把水晶宫烧了个精光。今人只能对着版画遥想当年水晶宫的壮丽和辉煌。

不过,记者却在康有为的《英国游记》中,看到一段他对水晶宫的建筑布局的详尽描述:

入门即有玻廓数十丈,上复籐花,廊外敞地遍绿,小冈颠有亭,陈杂戏,下有圆屋,为普破巴黎影画。正面凭冈,列级栽花。上为玻璃楼,高三层,左右二塔,高耸天半。登楼,悬英国诸名胜景。再入右楼,遍陈百物。左楼陈杂戏,右楼陈百物,中有列室以陈古物,若博物院。

康有为觉得,水晶宫盛名之下其实难副,「英人以水晶宫自号之。昔闻甚艳羨瑰异,及到观……太辜负此名」。在他眼里,水晶宫不过是一座用玻璃盖的大楼,门堂污秽,也没有什么精致的装饰,只是在玻璃之下藏着几束鱼藻,「欧美之俗多夸若此」。

但康有为也承认,从功能看水晶宫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。它集戏院、音乐厅和博物馆于一身。外面还设有滑冰、戏水等游乐项目。每隔五天,水晶宫便点起内外百万盏电灯,吸引许多市民晚间游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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